明朝水师也同样大量装备佛郎机,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

明朝引进西方大炮: 平壤城下痛击日军

2016-06-28 23:05:57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火药是当今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也是最早将火药用于军事的国家。可惜,到了16世纪,西洋人的火器技术已经后来居上,促使大明王朝务实地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于是,便有了“佛郎机”与“红衣大炮”在祖国的传奇……

早在明朝初期,军队的火器配备已初具规模。到了成化年间,明军步兵中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到编制总数的1/3。所谓“火器之为利也,迅如雷霆,疾如闪电”,当时的明朝人一度颇带几分得意地宣告“中国之长技莫过于火器”。但如此“长技”仅仅是相对“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游牧民族而言,至16世纪,当大明帝国遭遇沿着新航路东来的西欧殖民者时,“天朝”赫然发现对手手中的火器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凌驾于火药的母国之上了,从这时起,西洋人“船坚炮利”的梦魇,竟在中国海疆徘徊了数百年之久。大明正德十二年,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葡萄牙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臣皮雷斯抵达广州。为了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对东方礼仪茫然无知的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费尔南(Fernao
Peres de
Andrade)按照欧洲惯例下令升旗鸣炮,却被广州人误认为是要开炮滋事,致使“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经过一番煞费周折的解释,明朝官员方才疑云渐消,但肇事的葡萄牙人也因此受到中国方面的格外关注。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不速之客,明朝官方的第一印象是三句话:“性凶狡”、海船“底尖面平”“无风可疾走”以及印象最深刻的“善大铳”:“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郎机”。所谓“佛郎机”原本系明朝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家的称呼,随后也用来称呼这种“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的新式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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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国产的各种火器,不论轻型的火铳抑或重型的“将军炮”,都有这样共同的缺点:第一,前装式,火药、弹子从筒口装入;第二,“发莫能继”,一发打放后要等待炮筒冷却才能继续装入火药和弹子,连续打放的次数多了还会引起铳管爆炸,使得火器在实战中的应用局限性很大,“恐遇风雨或敌人猝至,必致误事”。相比之下,“佛郎机”就显得高大上得多,作为一种流行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的欧洲早期后装炮,其最妙之处,就是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问题。将装有火药和弹子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这就避免了铳膛与火药、弹子直接接触而发生爆炸,母铳的管壁加厚,能够承受较大膛压,也保证了发射安全。由于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换上另一个。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巨大杀伤力。佛郎机炮的母铳炮身两侧安设炮耳,便于在炮架上的安放、转动,而且还配备准星、照门,使射击的准确性大为提高。

好在当时的大明朝廷与士人都还没有愚蠢到将威力远胜中国传统火器的“佛郎机”
视为西洋人的
“奇技淫巧”的地步。1522年8月,5艘葡萄牙舰船在珠江口外进行挑衅,被明军击败,2艘舰船及20多门佛郎机炮被明军缴获。对佛郎机威猛火力印象深刻的广东地方当局立即上奏嘉靖皇帝,请求“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朝廷的反应同样迅速,当年工部军器局就制造大样佛郎机铜铳32副,发各边试用。在佛郎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将其视作御敌利器,山寨的佛郎机遂以极快的速度装备明军。到嘉靖中期,甘肃边防已有佛郎机炮车1158辆,宁夏1000辆,固原128辆,大同1000辆,仅此四处配备佛郎机3286架。所谓“火器之中,佛郎机尤为便利。边关之地所以自卫攻敌者,唯此是恃也。”明朝水师也同样大量装备佛郎机,如福船装备大佛郎机6座,海沧船装备大佛郎机4座,苍山船装备大佛郎机2座。福船之上有五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海沧船有四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和鸟铳;大苍山船有三甲兵士,第一甲同样专用佛郎机、鸟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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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靖至万历年间,明军大概装备了四五万门佛郎机。最初的佛郎机母铳都用铜制造,为的是使其体轻便于移动,后来由于铜的价格昂贵以及铁的廉价和易得性,明朝国产的佛郎机逐渐趋向使用铁作为材料制造。子铳一般均为熟铁打造,这样抗膛压能力更强,而且减轻了对母铳的膛压。后来一度出现过木制的佛郎机。作为明军最重要的火器,本土化的佛郎机种类繁多,大到千余斤的“无敌大将军”,中到几百斤的普通佛郎机,小到十几斤重的万胜佛朗机和马上佛郎机,各个类别都已具备,成为明朝对内对外战争中非常倚重的“长技”。
嘉靖时期的着名学者、军事家唐顺之曾给明军列装的主要兵器明确排序:“兵技,第一大佛郎机,其次鸟铳,又其次弓矢”;在东南沿海主持过抗倭斗争的胡宗宪也认为,“城守之器,佛郎机……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明朝火器的大展示。1593年1月27日,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明总兵官李如松奉命率近4万明军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这支军队里,携带着当时令人叹为观止的16世纪顶级火器装备。

援朝明军分南军、北军系统。南军主要使用鸟铳。嘉靖年间以抗倭闻名的戚继光曾认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一名鸟铳手携带鸟铳一支,铅子200枚、火药4斤、火绳3根。一个齐装满员的南军步兵营2700人中鸟铳手达1080人之多,占编制总数高达40%。至于北军则使用国产的三眼铳。相传崇祯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内城后,也是手持三眼铳作为防身武器,足见其在明代火器中的地位。按照时人的说法,“鸟铳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铳宜北而不宜南”。风猛会将鸟铳信药吹散,因此不适于气候寒冷、风大的北方。而三眼铳是由三支铁制单铳,呈品字型箍合而成,铳口有突起外缘,有道铁箍加固铳身,三铳共享一个药室,因此以火绳引燃火药后会三铳齐射或连射。有效射程在三十四步左右,且弹药射毕,还可以“执此铳以代闷棍”击打敌人,非常适合北军尤其是骑兵使用。在明军装备的诸多火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旧是舶来的“佛郎机”。入朝明军所用被称为“大将军炮”的重型佛郎机长1.4米,口径110毫米,重达1050斤,每门配子炮3个,轮流发射,“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威力着实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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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起始于壬辰年的战争从一开打,火器便成为战争舞台上的主角。日本侵略军拥有当时独步东亚的火绳枪技术,用这种前膛装的火绳枪来对付武备废弛的朝鲜李朝军队自然绰绰有余,仅用了两个月时间日军就从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打到了平壤。尤其是在1592年7月19日的平壤之战中,日军为掩护攻城部队,用铁炮射杀城墙上的朝鲜守军,因守城士兵所用弓弩的射程不及火绳枪,纷纷败退;李朝名臣柳成龙感慨日军铁炮“其致远之力,命中之巧,倍于弓矢……来如风雷,其不能当必矣”。日军遂轻取平壤。

转眼到了翌年2月8日,轮到明朝援朝大军对日军盘踞的平壤城发起反攻。此战之中,日军在城墙上做土壁,多穿射孔,望之如蜂巢,用铁炮从射孔向外发射弹丸,令明军伤亡甚众;而明军则利用在重型火器上的绝对优势,用将军炮等火炮猛轰平壤城。将军炮“一发决血衢三里,草枯数年”,
“顷刻间爆炸声震天,焰烟蔽空,……日方粮库,弹药库悉中炮燃烧,兵营工事相继被毁”。铁炮在真正的大炮面前,犹如螳臂当车,毫无还手之力;遭受重大损失的日军丧失作战信心,主动退出平壤。此战,充分表现出火器的优越性,而敌对双方的火器亦分出了高下,明军的大炮完全压倒了日军铁炮,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朝鲜的《李朝实录》记载了朝鲜宣中国王李昖与其臣下李德馨进行的一番意味深长的问答,李昖问道:“铳筒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响彻天地,山岳皆动……”李昖遂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这可以说是对佛郎机至高的褒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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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朝的“佛郎机”在朝鲜战场逞威时,西欧国家的火器制造技术又一次出现了飞跃,到了17世纪初“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来到东亚后,中国人的眼界又为之一变。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挟二巨舰”突袭澳门,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中国人,王临亨在《粤剑编》就以“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来描述荷兰战船的高大坚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荷兰人“所恃惟巨舟大炮……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威力令当时已经被明朝军队普遍使用的“佛郎机”相形见绌,明兵部为之惊呼“我虽有利刃,勿可与敌;虽有锐兵,勿可与战”,而时任福建巡抚黄承玄干脆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中荷双方的装备差距。由于当时的荷兰人被称为“红夷”,这类大炮也就被称作“红夷大炮”了。

所谓“红夷大炮”,实际是前装滑膛炮,口径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多系铁炮,也有铜制,重量从70斤至万斤不等。弹药前装,重量较大,可达数斤至十数斤不等。弹丸由石、铁、铅等材料制成的球形实心弹,以直接撞击目标而起破坏作用。其炮管铸造极为复杂,采用整体模铸法,所铸之炮的质量提高。红夷炮由车运载,可以任意奔驰;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形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炮身上装有准星、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射程可达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杀伤力较大。当时的明朝军政人物大多是以赞赏、欣羡的心态来看待“红夷大炮”的。徐光启在天启元年七月一封奏疏中写道:“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茅瑞征则把佛郎机铳法当作“常技”看待,沈德符更视佛郎机为“笨物”。足见佛郎机在明末火炮中的重要性已经降至“红夷大炮”之下了,而一场颇有声势的引进、仿制红夷大炮的军事变革也在明末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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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军在与荷兰人的冲突中也缴获过“红夷大炮”,但为数甚少。明朝引进“红夷大炮”的对象,还是葡萄牙人。自从1557年起,葡萄牙人以“船遇风暴,货物被水浸湿,请求借地晾晒货物”为借口获得了在祖国澳门的居留权。葡萄牙人为了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不仅在经济上向中国交纳每年2万两银子的税金和500两地租银,而且在政治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结好明朝当局的机会,除对广东地方官进行不间断的馈赠和贿赂外,还曾出动舰船帮助明政府镇压叛兵以示恭顺。另外,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止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对手的侵夺,澳葡当局除了在澳门各处建有大小9座炮台外,还建有被远东的葡萄牙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的卜加劳铸炮厂。该炮厂制造了大量的各式铜铁大炮,使澳门成为远东最着名的铸炮基地,这就为明朝引进“红夷大炮”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

1621年,明朝的钦差大臣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最终从葡萄牙人那里购得了26门“红夷大炮”,
并配有西人头目7人、翻译1人,服务人员16人及葡兵百人,一道带往千里之外的北京。1623年4月,葡萄牙人在京营首次演示射击这种新式武器,但很不幸的是发生一起膛炸伤人的意外,迷信的明官员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于是将葡萄牙人全部遣返澳门。但“红夷大炮”显示出的强大威力令因崛起的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而焦头烂额的明廷无法拒绝,11门“红夷大炮”随即被调往明军东北前线的山海关和宁远,剩下的大炮则被用来防卫京城。不过,从澳门购置大炮,其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路途遥远,价格高昂,毕竟不是长远之策。因此明朝廷决定在购置的同时学会仿制,以满足战场上的需要。但当时明朝仿制者未曾完全掌握
“红夷大炮”制造工艺之精华,以至土法上马的仿制品质地与性能皆不合格。明朝只能求助在中国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当时唯一的引进西方科技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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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比起教义,“敬鬼神而远之”的明朝祖国人显然对他们带来的科学技术更感兴趣。着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于1622
年抵达中国,次年因成功地预测三次月食而声名大振。尽管他自己坦诚对铸炮技术的知识都是来源于书本,还没经过亲身实践,还是在教友徐光启的推荐下被明朝廷委与重任。1633
年,朝廷成立铸炮厂,由汤若望负责监制。在这期间,其制成的火炮有20门,口径足以容纳下40磅的弹药;其制成的长炮,每一门都需要两个士兵或者是一头骆驼才能搬运。到1639年,汤若望更是在紫禁城旁设立铸炮厂,铸成20门性能良好的西洋火炮。紧接着又成功造出500门各种类型的西洋火炮,炮重从100斤到1200斤不等,成果蔚为可观。

“红夷大炮”进入明朝人的视野没多久,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后金,起兵反明。1619年,分兵四路的明朝征讨大军却在萨尔浒之战一败涂地,令明廷朝野为之震惊。面对后金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以精通西学的徐光启为首的一些大臣早就意识到,“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而红夷大炮果然也不负众望。1626年2月,起兵以来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率领麾下13万八旗劲旅抵达宁远城下。此时的宁远守将袁崇焕之前从没有上过战场,手下也只有守军不足2万人。无论是从既往的战绩还是兵力的对比而言,这场战事的结局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悬念。但是,宁远城里的袁崇焕却与城外的努尔哈赤一样自信,他的王牌就是宁远城内的“红夷大炮”,不是1门,而是整整11门!胜负的天平就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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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后金军队对付明军原有的火器已有了应对之术。在野战中,明军把火炮安排在阵前,后金则采取战车与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即阵前布楯车,车前挡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车装有双轮子,可以前后转动。此车专对付明兵的火器。在楯车后一层是弓箭手,再后一层是一排小车,装载泥土,以填塞沟堑,最后一层是铁骑,人马皆穿重铠,号“铁头子”。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楯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骑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萨尔浒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19
年三月初四日下午,与东路明军协同作战的朝鲜鸟枪兵13000人同满洲八旗兵在富察地方遭遇,据在场的一个朝鲜军官描述:烟尘中敌骑大至,势如风雨,展开两翼,远远围抱而来,夕阳下但见射矢如雨,铁马进退,瞬息之间,两营全遭覆灭,朝鲜军中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在迅疾而至的铁骑冲击下竟丝毫没有发挥威力。

至于后金军队攻城的时候,第一批攻城部队会使用牌车,后面跟着弓箭手掩护下携带云梯的登城队。利用牌车抵抗住明军的首轮火器的机会,云梯于顷刻间已经架上城头,不等明军第二次开火,后金的先锋已经登上城墙。从辽阳到广宁,在辽东战场上这套战术屡试不爽,但在1626年的宁远城下却遇到了克星。布置在宁远城头的11门“红夷大炮”射界覆盖城池周围所有的地面。大炮“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发射释放的浓烟密布数里,“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
当后金军接近城墙时,又遭到城东南和西南两角铳台火炮的交叉射击,死伤惨重。明军发射一炮可以轰倒一百多人,城外的后金军队尸积如山。按照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说法,“不清楚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登时他们就作鸟兽散”。
双方激战3日,后金军在西洋大炮、中小型火炮及其他火器射击下,伤亡1.7万余人,攻城器械尽成废物。宁远之战令后金遭遇建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创,努尔哈赤的不败威名竟被“红夷大炮”击得粉碎。努尔哈赤本人对之郁忿成疾,8个月后便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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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远之役一炮打响的“红夷大炮”令明廷喜出望外,很有时代特色地将一门立功的大炮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红夷大炮”都习惯用各种“将军”命名,“凭坚城,用大炮”也成为明军应对后金攻势的不二法门。天启七年,新即位的后金大汗皇太极不信西洋大炮之威力,亲率四旗后金军,围攻锦州、宁远,当时有私人着作《辽事述》云:“建洲兵十五万攻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尸满城下,至夜,乃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于锦州,因而攻宁远,参将彭替古以红夷炮碎其营大帐房一座。”皇太极的攻势再次被明朝眼中“不饷之兵,不秣之马”的无敌神器——红夷大炮所击退,而用红夷大炮装备起来的明军锦防线,从此成为终皇太极一世后金军队所无法彻底逾越的天堑。

当时的“红夷大炮”发射速度不快,每分钟虽有可能达到1-2发,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故每小时平均只可发射8发,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且铁炮在射击约600发、铜炮约1000发后,就已不太堪用。也就是说,当时的红夷炮对快速运动的步骑兵而言,仍力有不逮,但对守城而言,则效果显着。面对与明朝军事对峙中所出现“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的不利局面,吃到苦头的后金方面也意识到拥有“红夷大炮”的重要性,开始重用被俘的汉人工匠,迅速大量仿制西洋火器。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佟养性组织一批汉人军匠仿制成第一门西式火炮,后金“造炮自此始”,满语中的“炮”念做“poo”,显然是从汉语借去的。皇太极将其定名为“天祐助威大将军”。由于后金统治者忌讳“夷”字,故将名称改成了“红衣大炮”,并一直沿用了下去。随后,后金组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汉译为“重兵”,即炮兵部队。同年八月,后金军队在大凌河之战中首次使用“红衣大炮”。在围攻明军坚固要塞于子章台时,6门红衣大炮“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扰不能支,乃出降”。后金不但大获全胜,更是发了一笔横财,缴获了3500门各种大小火器。
“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以骑射起家的后金军一时竟有了“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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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1633年明军中红夷炮最多、炮术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军叛变,作为明军中唯一一支接受完整西式军事训练的部队,孔、耿部的归降使八旗军轻而易举地掌握了重型火炮的操控技术,并提供了一支“对城攻打,准如射的”的炮兵部队和近三十门最先进的红夷炮,极大地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技术力量对比。到崇祯十二年,清军已拥有60门自制的红夷炮,为夺取关外重城、歼灭明军主力做了充分准备。在松锦决战中,清军把红夷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用数十门“红衣大炮”连续轰击锦州、塔山等明军在松锦防线上的要塞城堡。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衣炮37门,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而在轰击塔山城时,清军的炮火“直透坚城,如摧朽物”,将城墙轰塌二十余丈,步兵趁势从缺口杀入,塔山就此失陷。在清军先用重炮扫荡城外的堠台等城防设施,继轰塌城垣,为骑兵强攻开辟通道的战法面前,关外重镇相继失陷,明军一筹莫展。

松锦战败,明军再度失去多达3683件火器,包括16门红夷大炮,火枪1519支。战后山海关外的明军只剩下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还存有十几门“红衣大炮”。反观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甚至在很短时间内就铸造出35门堪称当时世界最高品质的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炮。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乃是攻摧坚城的利器。关外清军在火炮的质量和数量上俱己凌驾明军之上。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汤若望为此惊呼:“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从军力的对比来看,清军已经拥有一支在当时“孰与争锋”的火炮部队,入关逐鹿中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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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明朝廷已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岌岌可危,李自成起义军兵围京师时,守城明军已无意抵抗,“施放西洋炮不置铅丸于其中,徒以硝焰震耳。犹挥手向大顺军示意,待其稍退炮乃发”。对此,崇祯皇帝也只能徒然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而已。李自成农民军非常重视骑兵的机动性,共有骑兵五营,每营精骑5000,计2.5万人。骑兵也就成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明军对之评论道:“贼骑如云,每至则漫山遍野,尽意驰骤。”相比之下,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缴获的明军火器,自己从未制造过,其对火器的应用水平不高,故三次围攻开封城,皆只能顿兵坚城之下长围久困而已。而在红夷大炮面前,当时的中国传统的城墙构造已不再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用满洲贵族的话说,“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正因如此,在明失其鹿群雄逐之的情况下,缺乏火器尤其是先进的“红夷大炮”的农民军与清军较量能力,实是不言而喻。这在之后清军征服中原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的潼关战役中显露无遗:清军利用“铁子大如斗”的红衣大炮攻破了地势险要,且是“凿重壕,立坚壁”的潼关,迫使“大顺”军退出西北根据地以致最后败亡。大清王朝也成为“红夷大炮”拿来主义的最后赢家。

清军入关后,其主要作战对象由前明军队换成了农民军。与清军相比,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而限于技术和认知水平,李自成的军队从未自制过火器,故而在对火器的应用方面远不是清军的对手。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公元1604年,东来的荷兰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与葡萄牙人的军事冲突中,使用了一种欧洲制造的前装滑膛加农炮,明人史籍中称为“西洋大炮”。因为明朝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夷”,所以这种火炮又有“红夷炮”的别号,清代因满人忌讳“蛮夷”字眼而改称“红衣炮”。该型火炮材质多为铜或铁,设计合理,身管长,管壁厚,自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

公元1517年10月的一天,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舰队突然出现在广州附近的海面上,这4艘船升旗鸣炮,“放铳三个,城中尽惊”,明朝广州官员一开始以为是外敌入侵,其实是虚惊一场。

这是中国火器史上为纠结的一段历史。中国是火药和火器的故乡,但明朝时却要花尽心思偷学、引进西方的火炮。中国人曾经无比迷恋、呼为神器的“红夷大炮”真的能挽救国家于危亡吗?历史证明,明朝的城池大多是被他们自己引进的大炮轰开的,红夷大炮竟是“误国的利器”?

原来这是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使臣皮雷思按照西方的礼仪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但就是这次乌龙事件,使祖国人初次领略到了西洋火器的厉害,据明朝官方文书记载:“西夷善大铳,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郎机。”佛郎机是当时中国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称呼,后来也被用来称呼这种新式火器。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是火炮史方面的专家。2006年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要办一个展览,请他去做鉴定。他一进库房便大吃一惊,竟然有700门古炮聚集在一起!这些古炮乃是大英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一部分就出自明代负责北京防卫工作的官员黄克缵之手,被称为“吕宋大铜炮”。

五年之后,有5艘葡萄牙舰船在珠江口挑衅,被明军击败,2艘船和20多门佛朗机炮被明军缴获。对佛郎机威猛火力留下深刻印象的广东地方官员上奏明世宗,请求大量仿造这种火器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当年,工部军器局就成功仿造了32副大佛郎机铜铳。

这种炮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靠偷学的技术打造出来的:当年曾经有闽南人侨居菲律宾,他们多数在当地充任工匠—铁匠、铜匠、铸匠等。他们是第一批接触到当地西班牙火炮的人。一些人回国后被黄克缵寻访到,开始尝试制造这种巨炮。可是制造这种火炮技术要求非常高,尤其是这些低级工匠乍看就会的,其实仅仅是皮毛而已,等炮真的铸造出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一人负责铸造两门,一共铸了28门大炮,全部运到与满洲人对阵的前沿—辽东地区。但是一开
仗,这些炮纷纷炸膛,基本无法使用。

此后,明军开始大量装备这种新式火器,到嘉靖中期,仅明朝北边甘肃、宁夏、固原和大同四镇就装备各式佛郎机炮3286门。此外,明朝水师也装备了许多佛郎机,如一艘福船装备大佛郎机6座,海沧船装备4座,苍山船装备2座。

此时距明军偷造佛郎机也已数十载过去了,仿制火器一代比一代粗糙,军火库里的明军火器几乎全是垃圾,频繁炸膛,简直是一堆不定时炸弹,无人敢用,只有一些三眼铳和鸟铳勉强可以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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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明朝“先进”的热兵器对阵满洲人“落后”的冷兵器,是怎样一种情形?举个例子,明军用三眼铳,平行的三根枪管,每一根枪管一个点火孔。打仗的时候,把三个枪管的弹药都装好,敌人冲过来的时候,点火,打一枪,再转一百二十度,再点火,打一枪发弹速度是比较快,可是缺乏瞄准器技术,准度很差。结果两军对抗,三发没打到敌人,对方的骑兵已经冲到面前了,只好再拼刀。结果热兵器完全没有在欧洲战场上的威风,被冷兵器毫无悬念地战胜了。

佛郎机作为一种流行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的欧洲早期后装炮,比此前装备的中国传统火器要高大上得多,它巧妙地采用了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导致爆炸的问题,保证了发射安全。

很快,连同北京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便处于后金八旗铁骑威胁之下。有着“以文制武”传统的大明,在万历皇帝的鼓励下,急命“知兵”文官献计献策!

由于子铳是单个的,可以发射一个后再换上另一个,几个子铳迅速更换,便可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可怕杀伤力。此外,佛郎机的母铳炮身两侧还安装了炮耳,便于在炮架上安放和转动,而且还配备了准星和罩门,使得射击的准确性大为提高。

广大爱国文官倒是相当踊跃。但他们毕竟是一群“外行”,根本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唯有当时的钦天监官员徐光启的奏折—启用西洋神器红夷大炮,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从嘉靖至万历年间,明军一共装备了大约四、五万门佛朗机炮。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明军投入了包括佛郎机在内的大量火炮。例如1593年2月的平壤之战,明军用各式重型火器猛轰敌军据守的平壤城,使得侵朝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丧失了作战信心,被迫撤出平壤城。

徐光启生于上海近郊一个贫农家庭,他不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翰墨文人,他与天主教传教团耶稣会有长期的交往,甚至像婴儿一样受洗、入教。通过在华传教士的熏染,他成为中国早开眼看欧洲的人,他跟随利玛窦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何”二字就是他译定的;他还把南方一种稻类引种到北方,天津小站稻从此名闻遐迩;他还让北方人吃到福建白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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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是士大夫中的异类,徐光启总是受到排挤。引荐西洋炮之举,能否完成他用西学救中国的心愿?而且怎么才能让“夷人”将手中的利器卖给中国人呢?

进入17世纪,又有一种西洋神器进入了祖国人的视野。1601年,两艘荷兰巨舰突袭澳门,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中国人。除了战船的高大坚固之外,荷兰人所装备的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其威力令明军曾经引以为傲的佛郎机相形见绌。由于当时荷兰人被称之为“红夷”,于是这一类大炮就被称之为“红夷大炮”。

他首先想到的是借东风—到澳门买大炮。

这实际上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口径多在10厘米以上,重量从70斤至万斤不等,弹药前装,重量较大,为球形实心弹。其炮管的铸造技术复杂,采用整体模铸法,使得大炮质量提高。红夷大炮由车运载,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形炮耳,火炮以此为轴调整射击角度,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炮身上装有准星和照门,射击精度较高,射程最远可达七八里,杀伤力巨大。

澳门当时是西方人在中国唯一的居留地。从16世纪中叶以来,中葡双方就建立了一种概念比较模糊的和平相处关系,天高皇帝远,这中间有灰色地带。一方面,明朝政府已经习惯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并把澳门葡人当做华夷政治秩序下的一个新的外夷藩属。另一方面,葡人为了稳固在澳门的地位,使之合法化,不仅每年明里上缴两万两税银和五百两地租,暗里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结好中国当局的机会。除了对地方官不断的行贿外,还出动军舰帮助明军镇压叛乱。另外,葡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范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对手,葡萄牙在澳门建有9座炮台,后来建立了着名的博加劳铸炮厂,制造欧洲新式的大炮,被远东葡人称为“世界上好的铸炮工厂”。

红夷大炮甫一亮相,就引起了不少明朝官员的注意,从此开始大量引进和仿制这种新式武器。1621年,明廷派遣钦差前往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26门红夷大炮,并聘请了葡方人员作为技术和教练人员。

徐光启决定要到澳门去弄炮,并招聘会操作火炮的铳师,准备再行研制。结果他费劲心机在澳门弄的炮和炮师刚走到南昌,自己却被免官了。还是当时另外一个天主教徒李之藻辗转把这四门炮运到了北京。

此外,明廷还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仿制大炮。1633年,朝廷设立铸炮厂,由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负责监制,仿制成功火炮20门。1639年,又在紫禁城旁设立了铸炮厂,前后成功铸造出约500门各式西洋火炮。

没有徐光启这样的技术人才,研制大炮自然成了泡影。皇帝想到的还是“拿来主义”的老路,就用现成的炮来守城吧。可四门炮怎么够?巧合的是,在162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
“独角兽”号舰船,因遭遇台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了。当地官员邓士亮巧妙地打捞起了沉船上的大炮,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大铳36门,并将其中24门紧急运往京城。这其中半数被运到宁远。

明朝比大清更优势的地方在哪里

在宁远大战中,袁崇焕将这些“原装进口”的红夷大炮摆在城墙上,满洲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厉害,结果死伤甚重。这就是朝鲜人韩瑗在日记中记载的事件,袁崇焕和红夷大炮一战成名。

明朝和清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经常被人拿出来作对比,史学界也并称为“明清”。但是,这种比较对清朝很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根本就不能与明朝相提并论。一定要对比的话,将会让清朝显得很尴尬。

天启皇帝特地降旨“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和辽靖虏大将军”。经此一役,红夷炮的威名才让明朝廷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所折服。在来华传教士和西洋工匠的技术支持下,1630年,徐光启、孙元化等受命前往山东主持仿造红夷炮的工作,至该年八月,共制造出大中小各型红夷炮400余门。这些火炮后来被布防到北方边境的各个军事要塞里,紧接着,明朝又组建了一支以装备红夷炮为主的火器部队。

明朝至少在五大方面碾压清朝。

虽然当时的明朝文人曾经夸张地形容“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的红夷炮“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是这种威力不俗的大杀器也有着致命的弱点。因为即使是体量相对袖珍的野战型红夷炮,其装填发射的速率也并不高,每发射一次,都会严重偏离原有射击战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火炮需要经历复位、再装填,再次设定方向角和仰角的步骤。因此,即使当时训练有素炮兵也只能达到一分钟一发的射速,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对方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映。如果没有数量足够的步兵协同作战,那么火炮就会轻易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后来的史书中,红夷炮又留下了“长于攻城,拙于野战”的记载。而明军相对于八旗军,恰恰就有野战为弱。

评价一个大一统王朝是否强盛,有一个硬指标:盛世。一般来说,越是强盛的王朝,其拥有的盛世越多。如公认的强盛王朝汉朝和唐朝,分别拥有6个和5个盛世。而比较富裕的宋朝,拥有4个盛世。

而作为明朝死敌的后金统治者,自从折戟宁远城之后,也极其盼望能获得红夷炮的技术。同样是在1630年,有后金国人在辽东外海的一条沉船上打捞出了一门红夷炮。喜出望外的皇太极当即令国中汉族工匠对此炮进行仿制,经过数月努力,采用失蜡法铸造出了后金第一门自产红夷炮,炮身竟是采用钢制且很快量产!1633年4月,徐光启等人苦心顾虑打造出来的西洋火器部队在吴桥兵变中瓦解,该部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3600名火器兵,携带十几门红夷炮渡海投降后金,八旗军由此组建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1639年的松山之战,八旗军红夷炮队猛烈的火力就让明朝人深感吃惊。据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1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明朝拥有多少个盛世呢?我们数一下: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成化新风、弘治中兴、嘉靖中兴、隆庆新政、万历中兴,一共有8个。从数量上看,远远超过宋朝,也比汉唐更多。因此,多年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康熙皇帝,都不由艳羡地评价明朝“治隆唐宋”。

松山大战后,明军关外红夷炮大多落入八旗之手。明军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满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排,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

至于清朝,说来惭愧,享国276年间,总共只有两个盛世:康乾盛世、同光中兴。而且,康乾盛世虚有其表,在史学家眼中毁誉参半;同光中兴则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

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着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可叹明朝曾经倚重的护国神器,此时竟成为八旗兵攻城拔寨的敲门砖。军事技术优势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制度建设是创建盛世的基础。明太祖朱元璋创建明朝后,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1500多年的丞相制度,创造性地打造出一个以内阁、六部、监察为主体的文官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将皇权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又激活了文官的能动性。明朝276年间,这个文官体系一直运转良好,甚至遇到万历这种30年不上朝的皇帝,也足以维持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行。

满人入关,一统中原后,在和南明残余势力的交战中依然重视发挥红夷炮的作用。比如在着名的江阴之战中,清军就动用了各类红夷炮224门!康熙年间,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先后仿制出905门大小火炮,除了部分臼炮和源自“佛郎机”的子母炮外,绝大部分是“红夷炮”的魔改版。这些火炮在清朝初年的内外军事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老迈年高的红夷炮家族依然是清朝军队装备的主力炮种,随后才因为技术极度落后而逐渐被新式火炮取代。

明朝的司法结构比较合理,《大明律》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明宪宗修改法律时,更是前瞻性地将“不因言杀人”写进法律。

正是因为明朝制度上的先进性,清朝入关后,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内阁、六部,一个都没有少。《大清律》甚至对《大明律》照搬照抄。按照民间相声艺人的挖苦说法,“《大清律》就是将《大明律》封面上的‘明’字挖掉,换上‘清’字,里边的纸页都没有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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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业,一般都是自给自足。明朝则出现了商业化趋势。这就是说,农民不但吃饱了肚子,还有余粮出口。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农民将大片肥沃田地来种植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

明朝的工业高度发达,冶铁、造船、建筑、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品总产量占据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然而,这还不能与商业相比。明朝的商人动不动就拿出几百万两银子出来交易。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海盗郑芝龙每年光靠收保护费都能收入数千万两白银。

到了清朝后,经济全方位衰退。清朝统治者实行“圈地令”“投充”“逃人”“占房”等恶政,极大地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其推行的“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摧毁了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中国逐步落伍于世界。可以说,清朝末年,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负,完全是目光短浅的清朝统治者自食其果。

明朝的军事力量一直比较强大。军队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火器:火箭与鸟枪。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如虎蹲炮、红夷大炮等也出现在明朝军队里面。戚继光在抗击倭寇时组建的“戚家军”,已经有了近代部队的影子,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明朝有了专门的水师部队。虽然在国家军事体系中,大明水师不占据主导位置,但战斗力仍然极强。难能可贵的是,大明水师成立以来,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无一败绩。哪怕到了明朝末年,面对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的挑衅,大明水师照样果断出击,保持全胜的战绩。

在东南沿海,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领衔的郑氏水军占据绝对的控海权。不经过他们的同意,就算是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商船也照样不能通行。

到了清朝,军事力量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朝初期,八旗军还可以拖出来打仗。随着安逸日子过得越来越久,八旗军的战斗力明显下滑,连参与训练都成问题。在内忧外患之中,清廷被迫先后以绿营、湘军、淮军等来替代八旗军。

清朝末期,面对轮番入侵的西方列强军队,清朝军队几无反手之力。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几乎就是清廷统治者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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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涌现了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王阳明、李贽、顾宪成、高攀龙、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一批文化大儒。明朝书院开启的自由辩论学风,已经接近于现代的学术讨论了。

一大批小说被刊印出来,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中的三部——《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小说《金瓶梅》就是出现于明朝。

文化的繁荣,归功于团队对文人的包容。在明朝,文官对皇帝称“臣”,在皇帝面前不卑不亢。对于皇帝下达的诏书,竟然敢“封还”。到了清朝,文官就只有称“奴才”的份了。

在人人自称“奴才”的朝代,文化会好吗?当然不。清朝立国之初,首先就以“文字狱”的形式,给文人们来了一个血淋淋的下马威。文人不经意写错一个字,就有可能导致成百上千的人头掉地。在那以后,文人们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对朝廷大事稍有议论。为此,清朝文学家龚自珍哀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中国古代文化,汉朝有赋,唐朝有诗,宋朝有词,元朝有曲,明朝有小说,清朝有什么?除了一部《红楼梦》,便只有近300年来不绝于缕的“反清复明”绝唱。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大汗位,建立后金汗国,起兵反明。此后,在萨尔浒等一系列战役中,后金军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在宁远城下,后金军遇到了克星,守城的明军不足两万人,却成功地依靠了十一门红夷大炮和其他火器击退了攻城的13万八旗劲旅。红夷大炮发射时,“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面对这种新式武器,后金军此前屡试不爽的依靠牌车抵挡明军火器的战术行不通了。

明军每发射一炮就可以轰倒一百多人,城外尸积如山。双方激战3日,宁远城依然岿然不动,后金军则伤亡多达1.7万余人,被迫解围而去。能征善战的努尔哈赤遭遇了其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绩,为此郁愤成疾,于1626年八月死于距离沈阳40里的矮鸡堡。

第二年,新即位的大汗皇太极为报宁远的一箭之仇,亲自统领大军围攻宁远、锦州,结果其凌厉攻势再次被明军的西洋大炮所击退,甚至有一座后金军的大营也被红夷大炮轰得粉碎。明军火器的强大威力给女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太极不禁感叹:“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

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后金方面重用被俘的汉人工匠,开始迅速、大量地仿制西洋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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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正月,这批工匠仿制成功第一门西式火炮,皇太极亲自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同时组建了一支名为“乌真超哈”的炮兵部队。同年八月,后金军在大凌河之战中首次使用火炮,用六门红衣大炮攻克了明军一处坚固要塞,首次尝到了使用火器的甜头。大凌河一役,后金大获全胜,还意外缴获了3500多具各式火器,发了一笔横财。

仅仅两年之后,后金又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明军中炮术最为精湛的孔有德部叛变,自登州渡海至鸭绿江口投降了后金。皇太极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亲自出城十里迎接。

孔有德所部在西洋火器专家的一手调教之下,利用西方弹道学、几何学和物理学知识计算炮弹轨迹,其命中率远远高于仅凭经验作战的传统炮队。他的叛变使后金方面如虎添翼,极大地扭转了交战双方的军事技术力量对比,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后金一方倾斜。

对此,孔有德曾不无得意地对皇太极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有谁敢与汗为敌乎?”

至1639年,清军已经拥有60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1642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之战期间,明清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火炮,清军火炮的数量后来居上,超过了明军。

清军将红衣大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用数十门大炮连续轰击锦州、塔山等明军在松锦防线上的要塞城堡,先用重炮扫荡城外的城防设施,继而轰塌城垣,从而为军队强攻开辟出通道。例如在轰击塔山城时,清军炮火“直透坚城、如摧朽物”,将城墙轰塌二十余丈,步兵趁势从缺口处蜂拥而入,一举攻占了塔山。清军采用此种战术,相继攻克多处要隘,明军对此一筹莫展。

松锦之战是清军入关之前明清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最终以清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明军战死五万多人,蓟辽总督洪承畴、锦州守将祖大寿被俘。此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关宁锦防线被彻底摧毁,同时还损失了3683件火器,其中包括16门红衣大炮和1519支鸟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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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此时清军已经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一年以后又铸造出35门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神威大将军”炮。

此炮中心为铁胎,外面浇筑铜壁,铁心铜体,利用铜炮耐用的特点,可将炮管铸得更薄,又可节省成本。火炮长约2.8米,重1950公斤,用火药2.5公斤,弹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乃是攻城拔寨之利器。

至此,清军无论在火炮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凌驾于明军之上。

清军入关后,其主要作战对象由前明军队换成了农民军。与清军相比,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而限于技术和认知水平,李自成的军队从未自制过火器,故而在对火器的应用方面远不是清军的对手。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面对红衣大炮这类新式武器,中国传统的城墙构造已不再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旧式城垒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了,在城池攻防战中,军事上的优势逐渐从防守方转移至进攻方,攻方得以避免顿兵于坚城之下而遭受重大伤亡。每次进行攻城作战时,清军将领的第一反应就是调“西洋神炮”来。

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潼关战役中,清军不急于进攻,而是等待炮兵的到来。1645年元月“初九日,红衣炮军至”,清军遂一举攻克了潼关,迫使大顺军退出西北根据地并最终败亡。此后,清军下江南期间,在扬州、江阴等地遭遇抗清军民顽强抵抗时,也同样是用大炮轰塌城墙后再攻占城池。

康熙年间,清廷在西洋传教士的协助之下,大量铸造火炮用于实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它是康熙年所铸造的一系列火炮中最为精良的一门。此炮铸造于1689年,全重3吨,长3.1米,用火药5斤,生铁炮子10斤,炮身通体呈铜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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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量铸炮,使得在晚明十分珍贵的、包括红衣炮在内的西洋大炮在清军中已经十分常见,这些火炮都装备了炮车,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钉在地上发射。

不仅如此,清军火枪的装备率也远高于前明军队,以乾隆年间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为例,其士兵所持火枪和冷兵器的比例为5:5,广东等沿海各省的装备比例更高。全国除了直隶、山西两省之外,各省绿营装备火枪的比率均超过了弓箭的装备率。

到了18世纪中叶,清军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和回部叛乱时,无论是火器的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总体战术水准已相当接近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改革炮术的水平。清军在与回部大小和卓叛军交战时,双方步兵均以火器为装备,各自组织起三段击连续射击,清军更能以大量的火炮轰击敌军,打得叛军狼奔突兀。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普及,传统的重甲再无用武之地,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士兵普遍装备棉甲等轻质铠甲,而此类轻甲对弓弩的防御力很有限,遂使弓箭这一发射频率远高于火器的传统冷兵器重获新生。这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八旗勇士阿玉锡同时装备火枪和弓箭的情形,冷热兵器混用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满洲女真民族崛起于我国东北气候严酷的白山黑水之间,培育出了尚武的传统和剽悍的民族性格。诸多史实证明,满清既然以武立国,对于包括红衣大炮在内的各种先进火器自然不会予以拒绝,而是采用了拿来主义的实用原则并发扬光大。那种认为清朝火器水平比明朝还落后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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